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同事，亲爱的各位同学，首先感谢你们给我提供的这个汇报工作的机会。
    半年前，我还和大家一起生活在我们景秀中学的校园里。这里有我熟悉的领导，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还有我亲自教过的学生。
    也是在半年前，我出发去了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地方------广西百色。我觉得，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听到，经历的事情，有那么多重重地撞击我的心灵。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久违的泪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坐在这里，我是非常热切地希望和大家分享我在广西百色的那些日子。
    半年前，我是作为深圳的青年志愿者被团中央选派到广西百色扶贫支教。记得当时从北京到百色的途中，我们先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最后坐上适合走山路的吉普车。大家边走边谈，说起听到过的有关山区的种种事情。就在这颠簸的旅途中，我为自己的百色之行确立了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叮嘱自己随时随身携带三样东西以提醒自己。第一，要带有一个碗，这个碗在哪里?在心中。它不是用来装饭，而是用来装精神食粮，碗口向上，什么意见都能装，多听，多看，多想，博采众长，先做学生，后做老师。第二，带来一颗心，要同当地的老师、父老乡亲、山里孩子交心，以心换心。第三，要带有一张纸，这张纸平时用来写感想，写心得，写教学论文，在离开的时候写成一份扶贫支教的合格答卷。
    我被分到了巴别乡中心校。在广西百色是最穷的地区，在百色地区，巴别乡是最穷的一个地方。那里山高，路险，峰奇，缺水，少电是全县唯一一个没有一条河流的乡，我们吃的青菜大都是从县城运进来的，我们的生活用水是依靠被称为“望天水”的自然降雨。
    经历了一学期的扶贫支教生活，让我体味到了生命的厚重，也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让我多了一份对活的感悟。尽管临行前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一踏上巴别这块土地，这里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素还是让我吃惊:乡亲们要背着农家肥艰难地从山脚爬上山顶，在石头缝里很窄的土壤上辛勤耕作。山区的老师特别是代课老师，他们每个月仅能领到50元的工资，既要教书，还要种菜种地。巴别学校的饭堂是名副其实的饭堂，这里只蒸饭，不卖菜，因为学生根本就买不起菜。我们去家访的时候，看到衣衫褴褛的山里孩子上山砍柴，看到纯朴可爱的学生去荒山野外放牛，来赚取一分一厘的学杂费，开学的时候有的家长甚至拿着卖了农作物而没有领到钱的欠条到学校充抵学费。连学校也卷入了“三角债”。学校为了维持正常的办公运作就只好向银行贷款。同在一片蓝天下，存在着如此悬殊的现实和梦想。从特区到老区，从富裕到贫穷。巴别向我们展示的是生活的另一面:贫穷，艰难，但自强不息。直觉告诉我这里有人需要帮助，因为我们不再忍心看到山区的孩子流着眼泪告别校园，继续贫穷。于是在继续做好支教工作的同时，我们加紧了家访和社会调查，我们计划要走遍巴别的每一个山村，要对自己所教的每一个学生作一次“爱心访问”。现在我讲几个我在家访和社会调查时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故事。
    我们的第一次家访是巴别中心校小学部一个因贫困而辍学在家的女孩------李美芬。为什么首先选择去她家家访呢?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学部有个李化老师非常动情地给我们讲起她的事。李美芬姐弟俩是一对特困孤儿，和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奶奶相依为命，在校成绩优良。她曾经一直资助这个学生。只是由于现在要进修大专，自己要到外地听课，学费、书费花费不少。自己的生活也挺艰难的。所以对李美芬的资助难以为继，这个学生辍学在家已有一年，希望我们去看一看。于是在去年教师节的前夕，我们踏上了去她家的山间小路。
    她出生于巴别村岑石屯一个普通壮族家庭，聪明、伶俐，从小懂事，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俗话说，贫穷总是与灾难相伴。这句话在她身上不幸应验了。她六岁那年，母亲患了肺病，由于没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第二年爷爷又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就再也没有起来。同年七月，她的爸爸，这位坚毅的山里汉子由于劳累过度忧思成疾，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惆怅也离开了人世。两年之间，小美芬就失去了三位亲人，原本完整的家庭就只剩下她，四岁的弟弟和年近七旬的老奶奶相依为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是避风的港湾，小美芬没有了，而父亲则是孩子们依赖的靠山，小美芬也靠不到了。有一种爱被称为人类最真诚，最纯洁，最深厚的爱，那就是母爱，她也得不到了。家庭的巨变，生活的艰辛使原本天真烂漫的小美芬过早地当起了家庭的重任。她不但喂猪做饭，上山砍柴，还同大人一起下地种玉米。(说明:说起做饭，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听起来挺容易的一件事，但在大山里特别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做饭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我到她家体会了整个过程。首先要把挂在屋梁上的玉米拿下来，然后在用石磨把玉米压成粉末，这道工序完成之后再生火烧水，由于她家破旧四面透风，一有风起，满屋子的烟熏得人眼泪汪汪。讲出面条当菜的事。)
    山里人很穷，但特别重视教育，我们一进村口，有块石头立的碑上面就写着“穷不读书，穷不断根;富不读书，富不长久”，再往里走，又看见墙壁上写着“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的标语。老奶奶年纪大了，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也想方设法把小孙女送进学堂。没有钱就以学费赊帐的形式上学。为了省书本费就借别人的旧课本来用。虽然奶奶那时已年近70岁，白天要到外边干活，干完自家的农活再帮人打短工，以挣点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李美芬去读书时还要带着没人照顾的小弟弟一起去上学。李美芬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每个学期都捧回一张大奖状。冬去春来，几年过去了，奶奶七十多岁了，一天比一天更老了，也更虚弱了。有一次上山种玉米，累倒在地里被抬了回来，她再也没有力气拼命干活了。
    为了给奶奶治病，小美芬托邻居把家养的鸡拿去卖了，钱不够连还没有长大的小猪也拿去卖了。小美芬的心里真害怕，已经没有了爸爸、妈妈、爷爷，千万不能再没有了奶奶所以姐弟俩日夜守候在老奶奶身边，寸步不离。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但日子还得过，人还得生存，小美芬流着伤心的泪水，悄悄地离开了学校。白天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学习了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看自己以前学过的旧课本，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在赶集的时候再向以前的教师去借他的旧课本来看。我们去她家家访的时候，她下午一早就上山砍柴去了。陪同我们一起去的当地老师给老奶奶说了一通我们一点都听不懂的壮话。老奶奶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高高兴兴地带着我们上山去找，走了一座山头也没有找到，我已经累得走不动了，只好回来在十字路口守候。大约六点半钟，陪同我们一起去的李老师看到了下山回家的小美芬。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的身子比较单薄，再加上扛了一大捆柴，所以当我们顺着李老师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捆柴缓缓朝我们移来，我立刻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小美芬是幸运的，经过多方联系，深圳市罗湖区检查院一位姓刘的先生决定资助他们，由于只给他们学费、书费在学校也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刘先生决定每学期向她们提供多达800元的学习生活费，直至他们大学毕业。
    在山区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自信可以培养，缺少了勇气可以鼓舞，缺少毅力了可以磨练，而缺少了经济的支持对这些生长在大山深处，很少有机会同外界接触的山里孩子来说，就可能从此失去成才机会，这是我们感到最痛心的。我们奔走于大石山区的村寨之间，试图用我们的眼睛去找寻在这一穷二白地方的发展契机。我们去家访，也是带着一些热心人的关爱，去试图改变一些穷孩子的人生，这时我才深深地意识到来扶贫支教肩负着多重的责任。
    在百色地区，巴别乡是最贫困的一个乡，而在巴别乡弄朗村又是最贫困的村，有了这两个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出生就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有一对叫凌安抗和凌安语的堂兄弟俩就出生在这里。他们刚一出生就尝到了生活艰辛的滋味，现在我分别以“我要读书”和“艰难的求学之路”为题来把两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凌安抗和凌安语的爸爸是亲亲的俩兄弟。不久前我还去过他们的住处，这是一间木结构的大房子，破旧而简陋，透光的瓦片间有阳光照进铺满灰尘的堂屋里。家徒四壁，四面透风，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家，倒像是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凌安抗的爸爸由于家太穷年青时一直未能娶亲。一直到了46岁才娶了一个跛脚的残疾女人。由于凌安抗的妈妈本来身体就不好，生他坐月子的时候连玉米粥都难以喝饱，更不用说别的什么营养。这样坐月子期间落了一身病，原来不好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长期的劳累，再加上一直有病在身，就在凌安抗两岁那年，她的妈妈得了一场大病。在我们深圳，如果有人得了大病，会想尽办法进好的医院，选好的医生，买好的药，总之采取医学上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救治，这叫尽人事。而在弄朗这种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如果有人生病，他们不是去医院而是上山采草药，借助于所谓的“祖传秘方”。所以人一旦生病，就看你的抵抗力，你的毅力，这种自己采摘的中草药对小病可能有用，对大病恐怕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得了大病的人，要么奇迹般地恢复，要么慢慢地痛苦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这叫听天命。她的母亲属于后面不幸的这一种，躺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母亲去世后，家里太穷，还是邻居帮忙料理后事，没钱买棺材就用一床破草席。当时的凌安抗只有两岁，由于饥饿就爬上放在草席上的母亲的尸体去找奶吃，干瘪的身体上当然没有乳汁，凄厉的哭声让隔壁的邻居听了都眼泪汪汪的，是弄朗小学校长凌怀照的母亲把他抱回家照料，八岁那年开始读书，学费是学校减免的。虽然家境很穷，但学习格外用心，写得一手好字，成绩好，深受老师器重，同学喜欢。转眼间几年过去了，他和他的一个堂弟凌安语都小学毕业了。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才能到巴别中心校读书。读初中的花费就更多了，两家人合起来只能供一个小孩读书，凌安抗本来成绩更好，为了让堂弟读书，他只好不情愿地放弃学业。看着原来的同班同学都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学堂，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在家干活，刚开始他同他的父亲一起拼命干活，以为辛辛苦苦干一两年就可以积攒到钱再去上学，在这穷山沟里，山民们都是靠天吃饭，种的农作物都是不值什么钱的玉米，就是在丰年也只是多收几斤玉米而已，不要说一两年，哪怕再过五年也存不了什么钱，想到求学无望的他整天无精打采，时间一长就憋出病来，精神失常了，他得了精神病，他想读书而最终没办法上学就发疯了。这是我三十多岁以来听到最心酸关于学生想读书的事。我是眼眶里转着泪花听凌校长给我讲凌安抗发病期间的一些事情。
    在发病期间，凌安抗经常去学校，他不说话，也不吵闹，而是直接走到教室里面去，有时手中拿着捡来的旧报纸当钱，对老师说：老师我要交学费，我要读书了。在他发病的高峰期，经常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拿着读小学时用过的旧课本，走到学校，使劲敲老师的门并大声叫：“老师起床了，我要读书了。”他的父亲叫他去做工，他很生气地说：“我不去，我要读书。”家里到现在都照样很穷，当然没有办法送他上精神病院。他的爸爸、邻居以及看着他长大的老师都忧心忡忡，积极想办法给他治病，东打探，西打听最后请了一个兽医来医治，兽医就是医猪，医狗的人。在当地是懂得医学知识，有学问的人。兽医由于没有医治过人，他又去打听民间偏方，采集了一些中草药，又有老人说，他是撞邪了，有鬼附身，因此就把他全身浇上煤油，再用棉花去擦，也不知是哪一种方法灵，这样折腾了几个月，他也慢慢地恢复了神智，我以及陪我一起去的乡党委付书记听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眼里都含着泪花，因为实在是忍不住。
    从弄朗村回来之后，我感觉心头好像压了块石头。百色地区是邓小平同志领导著名的百色起义的革命根据地，早在70年前这块土地上就养育了红七军，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在离巴别乡不远处有一个叫春晓岩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一个山洞而出名，据说这个山洞是我们敬爱小平同志在当年的一次战斗中失利，躲进山洞藏身的地方。我想如果当时国民党的兵走进山洞把小平同志找到了，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了。因此我一直有个想法，想以“我要读书”为题为他写篇报道，希望有好心的人能拿点钱给他治病，对深圳有钱的老板来说，或许就是少吃一两餐饭而已，而对凌安抗来说则是解决了一生的一个大问题。
    刚才我讲了一对堂兄弟中哥哥因想读书想出了精神病也未能如愿的事。他的堂弟凌安语相对说来则是幸运的，因为哥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他了。那么他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以“艰难的求学之路”为题来讲一讲他的事。
    凌安语的爸爸同凌安抗的爸爸是一对亲兄弟，他的哥哥很穷，他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一句话：“身上没有好衣裳，米缸没有隔夜粮”来形容他们再也恰当不过了。由于家里穷，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也成了老光棍一条。在山里人看来，能够娶妻生孩子，再有本事养家糊口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
    在1996年《山西青年报》的记者到吕梁山区采访，见到一个十岁的娃娃在山坡上放羊。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记者：小朋友，你在干啥？
    娃娃：我在放羊。
    记者：放羊为了啥？
    娃娃：为了卖钱。
    记者：卖了钱做啥？
    娃娃：盖房子。
    记者：盖房来做啥？
    娃娃：娶媳妇。
    记者：娶媳妇做啥？
    娃娃：生娃。
    记者又问：生了娃又做啥？
    小孩子想了想然后说：是放羊。
    这段对话也许有着一种古朴自然的原始之美，但这段对话发生在20世纪的90年代，其中就包含着与时代强烈对比的不和谐音。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大山里，祖祖辈辈的人生理想就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所以当一个男人20多岁还没有娶上老婆是会遭人笑话的。凌安语的爸爸很无奈，但也无能为力，只能是守株待兔那样------等待。到了他40岁的时候，终于有邻村的一个孤儿肯嫁给他。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凌兰贝，又过了五年生下了凌安语，就在凌安语一岁半那年，母亲患上了肺病，由于无钱医治，一家人只能看着她一天天地消瘦，看着她一天比一天更痛苦，看着她一天天向死亡走近。最后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还是嗷嗷待哺的凌安语就这样过早地没有了母亲。饿慌了，姐姐给他喂点玉米汤，口渴了，滴一点清清的山泉；哭急了，就带他到屋外听狗叫声。长夜漫漫，就抱他去看月亮，去数满天的星星……就这样这个如小草一样顽强的小生命渐渐地长大了。
    读小学时，老师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穿着破衣服，不太爱说话的学生成绩那么好，更没有让人想到的是为了凑钱供凌安语读书，他的父亲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这位朴实厚道的农民，虽然饱受贫困潦倒，中年丧妻等种种生活磨难。有时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但为了孩子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必须既当爹又当妈，一人尽两人的义务，他干活的时间已经超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概念。清晨当人们还在甜美的梦乡中时，他已腰挎镰刀上山打柴，有人要买龙须草，他便找遍附近所有的山头。只要听说有人收购那种草药，便在崇山峻岭中去寻找，在陡壁悬涯上采摘。这样用自己的泪水、汗水，甚至血水换回了一分，一角，一元的钱。
    凌安语读初中，花费的钱就更多了，父亲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山里的孩子懂事早。凌安语决定不读书了，回家帮父亲干活以减轻父亲负担。没想到话刚一出口就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因为作父亲的知道自己从能够干活的时候开始，干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苦了这么多年，累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许真的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她的姐姐凌兰贝当时已近18岁，长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听村子里的人讲，她姐姐长得有近一米六高，模样挺俊俏的。姐弟俩感情很好。为了能找到钱供弟弟读书于是就放出话来，希望嫁一个有点钱的人家，不管对方高也好，矮也好，胖也好，瘦也好，只图对方心肠好，能拿点钱供弟弟读书就行。没想到这么一翻好心给人利用了，有人骗了她说在山外给她找了一个好的婆家，并且还有一份好的工作，求钱心切的姐姐信以为真，跟着人家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听说是给人贩子拐卖了。到现在离家已经四年音讯全无。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应验在这样的人家身上，让人倍觉凄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97年这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下，广州军区安排了对百色地区一批特困学生的资助，凌安语很幸运地得到了这种资助，顺顺当当地读完了初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钟爱勤奋的人，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从初中毕业了。他不敢奢望去读高中，更不敢想去读大学，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笔花费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选择了读中专。他被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学校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父子俩欢呼雀跃，高兴无比。可看完了通知书后，冷静下来又唉声叹气。通知书上黑字白纸写得很清楚，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要六千多元。家徒四壁，哪里去找这笔钱。左邻右舍，东拼西凑但真的是爱莫能助。于是又向亲戚朋友借，但是“人穷亲戚少”，能借到的钱也是有限的。于是父子俩卖了鸡，卖了饲养的猪，甚至卖了两家合用的牛，总之，变卖了所了值钱的家产，再加上借来的钱，合起来有近四千元。煎上几十个玉米饼，带上一包煮熟的鸡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踏上了西行去四川的火车。九月份过完了，村里的人还没有见到送孩子去上学的父亲回来。到了十月份人们仍然没有见到他的父亲的踪影。于是人们议论开了，是不是父子俩钱不够，上不成学寻了短见。到了国庆节前，面黄饥瘦的父亲出现在了村口，他兴高采烈地给邻居们讲起了这次求学经过。他们父子俩到了学校，因为钱不够，学校规定是不予报名的。但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他们去找学校领导，讲了自己的家境、身世，讲了从小学到中学是怎样艰难求学的。他们的真诚感动了学校领导，再加上儿子成绩很优秀，学校就破例让他报到了。并缓收他的部分费用。自己花这么长的时间回来是想节省点车费，于是就从四川攀枝花走回来，沿途靠捡垃圾卖为生，有时捡不到垃圾就得饿上一两顿。我查看了一下地图，从广西百色地区经过云南省才能到四川的攀枝花，距离少说也有一千公里以上。而且沿途都是高原山区，路很不好走。有一首歌叫作《世上只有妈妈好》，听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应加上一句“少了爸爸孩子也过不好。”
    他这次回来是给亲戚、朋友、邻居道个别，另外，在把有些事情作过交待，然后就回四川攀枝花同儿子一起。城里容易找到活干，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脏活、苦活都愿干。放假了，其他同学高高兴兴回家团圆，而凌安语却和父亲一起翻垃圾，捡破烂，打短工来挣取下一学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过几天我就又要回到大山里去，我在想看能不能想个办法同他父子俩联系上。在我出去扶贫支教这半年来，我感到我们深圳有很多热心人。由于深圳市民的热情支持和参与，我们已经安排了对百色地区近80名贫困学生每学期从150元到1500元的不同资助。我真的担心也很不希望他们父子遇到什么困难而影响学业。请想一想，对于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人来说，考出一个学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果我们想办法，帮帮他，让他顺利完成学业。对学校来说留下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对他的家庭来说留下了对未来的希望，对他贫穷的村寨来说则是留下了一项最好的资源，保住了一方最美的山水。
    刚才，我讲了几个学生的故事，最后我来谈一谈我们的山村教师。
    有一种人，从你进校的那一天起，就细心呵护着你，永远关注着你，伴随着你在求知的道路上茁壮成长，那就是老师。有一种爱，像一团团火焰，熊熊燃烧着自己，照亮你的前程。无论你身处顺境还是遭受挫折都永远温暖着你，那就是老师的爱。所以一提起老师，这是一个永远令人感动的话题。
    我现在要谈的是一对代课老师夫妇，男的叫王元感，女的叫农春花。他们在巴别乡安宁村安宁小学任教。在巴别乡安宁村是比较富裕的一个村，安宁小学也是一所较好的小学。学生成绩的优秀率比巴别中心校小学部还高。王元感老师所教的语文科的统考成绩位居全乡第一，获得了全县教学成果二等奖。因为敬业，工作认真，成绩突出，虽然只是代课老师，还是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导主任。我是带着非常好奇的心态走近代课老师这个群体。因为每月50元的工资生存都成问题，怎么有心思来教书育人？
    王元感，高中毕业，在代课教师这个岗位上已干了八年，现在在自费读大专。同他聊天的时候我了解到：他们原来的工资是120元，由于教育附加费收不上来，工资就降到了现在的50元。家里还有一份土地。农忙时回家干活，平时从家里带粮食到学校，这样也能过活得下去。平时开火都是烧柴，也准备了一罐煤气，那是在复习考试很忙的时候才用。听着一个比自己小几岁的人来谈论自己这么忙碌的生活，让我感到人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同，心里的感觉不光是酸酸的，而且有一种凄凉的滋味。
    我问他，听说安宁村是巴别乡很富裕的一个乡，这里应该没有学生中途辍学吧？他说：“怎么没有？就在过完元旦后回来，就有学生来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平时成绩很好的一位学生，脸上全没有平时快乐的样子，脸涨得通红，眼里也有泪花在打转，憋了很久才说，王老师我下学期可能不读书了。刚开始吃了一惊，但很快就猜到肯定是为了下学期交学费的事。”说到这里，我看了看他的眼睛，有点红红的。接着他又说：“学生要是交不起书费、学费，我也没有办法帮忙，不过帮他们买二三毛钱一本的作业本的事情也是有的”我问他：“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提高一点工资，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农春花下课回来了，两人并不搭话，但从两人相互传递的眼神上,看得出是一对感情很深的夫妻。这时我的话题转到了他们夫妻身上。一提起婚事，王老师的心情颇为复杂。他说：“我们结婚，双方父母都反对，因为很现实的问题是两个人都这么穷，结婚后怎么生存？”但两个不听话的年轻人最后还是偷偷地去登记结婚，到现在也没有举行婚礼，没办法送给亲朋好友一颗糖吃。
    我问农春花老师：“当初决定嫁给他时，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她说：“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强，有敬业精神，以后肯定能找到饭吃。”我接着又问现在情况怎么样？她说：“没想到现在想拿一元钱搭车去乡上赶集都挺困难的。”王元感老师接过话题。“她为了支持我读书，一年都舍不得买件新衣服。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比较好看的衣服还是96年读书的时候她爸爸买的。鞋子坏了就拿去补，实在是补不好了就借妹妹的穿。”既然这样，我问他“你对作代课老师的前景有信心吗？”“肯定不行”她的爱人------农春花马上接过来话题。“我有一个叔叔叫农志荣，当过兵,作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他的学生中有的当了主任、校长，甚至乡干部，干到60岁才离开学校，走的时候唯一的财产就是几本用过的旧课本。辛辛苦苦在学校干了将近30年，走的时候反而欠下学校200元债，是因为家里房子漏雨，借钱盖房子欠下的。一直都无法偿还。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离开学校连一分钱的生活补贴都没有，只好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去百色市捡垃圾为生。自己还很要面子，把名字改了，原来叫农志荣，现在叫农光雨。”
    我问黄老师有没有想过要改变目前的经济状况。他说想过。就在1999年五一节后，同村在外打工的邻居给自己联系好了去广东吴川市打工，是给一家修理厂当保安，基本工资为每月400元，干好了还有一点奖金。在那里干一个月相当于在家里干一年。我问他怎么没去？他说：”本来是下定决心要走的，临走的那一天，家长提着煮好的鸡蛋来送行，学生流着眼泪来告别，看着伤心的家长，流泪的孩子，我又留了下来，我带的是毕业班，我不想把孩子丢下不管。“
    谈到这里，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问他们更多的问题。心里升起的是一股浓浓的敬意。记得在一次坐谈会上，我曾非常感慨，也是非常真诚地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来巴别支教是把心都放在巴别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现实对我冲击太大，我在深圳的收入平均下来一个月比这里老师一年还多，而这里老师一个月所吃的苦比我在深圳一年还多。与这些长期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山村教师相比，我不是比他们更优秀，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
    我想恐怕他们才是真正的志愿者：志愿放弃外出打工，有可能赚到更多钱的机会，志愿留在家乡贫穷的山村小学堂里。志愿把自己的知识和爱心传递给山村的孩子。为了不让本来就很贫穷的土地再留下贫穷的种子，数不清的山村教师们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爱心。
    有人把老师比喻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对于贫困山村的教师来说便像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他们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样，永远面临着干旱和饥渴的考验。一生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却在荒漠中奉献出丛丛绿色，开出银盏似的花朵，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这穷乡僻壤带来勃勃生机和美好希望。
    到了有一天，当所有的山村都脱贫致富的时候，我们应该为山村教师树一座碑------一座永恒的丰碑。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回来的这个寒假，我也跟一些同事，朋友谈起了这半年来的点点滴滴。我知道，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求学之苦，求学之难，有很多人都想为他们尽一份力。我很感动，在这里我代表贫困山区的孩子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也有人问我给他们送点什么，这里我想真诚地给大家说这么一句话：新的也行，旧的也行，能用就行。送多也好，送少也好，真诚最好。

二00一年二月十二日